12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发布批复，同意贵州农商联合银行开业。在此之前，年内已有6家省级农商银行及农商联合银行完成开业或成立仪式。2月2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发布开业批复，河南农商银行同步在郑州举行开业仪式并获颁金融许可证；3月28日，江苏农商联合银行获准开业，4月8日在南京正式揭牌；4月17日，江西农商联合银行于南昌挂牌开业；5月16日，内蒙古农商银行及分支机构开业获得核准，11天后，该行在呼和浩特举行开业仪式；8月28日，吉林农商银行及13家分支机构获批开业，值得关注的是，在吉林，首次出现了国有大行参与改革的情况，农业银行获批收编吉林共192家原属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村镇银行的分支机构。11月25日，新疆农商银行在乌鲁木齐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会，新疆农商银行筹备工作于年初启动，10月31日获得监管机构筹建批复，成立后将全面承继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55家行社的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权利义务。显而易见，2025年是农信改革的“加速年”。

自浙江农商联合银行2022年4月18日挂牌开启此轮农信社改革以来，已经有12个省的农信社改革方案落地，占25家省联社的近一半。与“十三五”强调“保持县域法人地位不变”不同，“十四五”后期主要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在改革化险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这也进一步指明了农信社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信社与其他银行机构有什么不同？农信社的角色是完全意义的金融机构，还是承载了特殊使命和责任的金融机构？同样是遵从国务院印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要求组建省联社，形成“下参上”具有合作金融基因的“小法人、大平台”的省县两级架构，为什么既有浙江、江苏、福建等省的农信体系经营良好、治理有序，也有部分地区出现较多高风险机构的情况？回答上述问题，既需要探究农信机构的本质，又要结合农信社改革的背景，还要把农信机构在整个社会、经济及金融领域的定位和作用梳理清楚，要在中央提出的对中小银行机构发展的要求指引下，制定更有利于农信体系发展的改革方案，让这支支农支小主力军真正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农信机构是县域金融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自2003年深化农信社改革以来，全国农信存、贷款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分别上升3.81、2.17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6月数据），但营业网点同样保持相对稳定的四大行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下降27.19、21.59个百分点，全国性股份制行、城商行等其他银行机构通过新增营业网点实现存、贷款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从县域金融的占比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农信机构在县域的存款、贷款、总资产等位列第一的情况至少超过70%，大部分农信机构都能成为县域金融的“小冠军”，这源于其特殊的“出身”和其小法人在县域“非金融”领域的特殊贡献，而这两点也是农信机构具备而其他银行不可能有的特性，这同样也是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需要的“特性”。

农信机构不止于金融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理解中央的对金融工作的要求，需要“跳出金融本身”，要认识到金融工作不仅是商业化的金融、资本化的金融，更要做对社会发展有责任的金融。回顾农信机构的发展，不难发现，农信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从未间断的金融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度组织化、体系化的“三农”金融服务机构。农信机构的“出身”决定了其责任与使命先天就不是完全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服务县域、服务“三农”和小微为基础，这注定了其具有双重属性——金融属性和非金融属性，其中，非金融属性则更强调其社会经济属性，包括与县域财政深度的关联性、社会经济发展的融入性以及社区治理的均衡性。

从农信机构与县域财政深度的关联性来看，大部分在县域的农信机构都是当地税收贡献较大的主体，也是当地政府推动经济产业发展最重要的金融力量，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大部分县财政是依靠转移支付来运转的，这也就意味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县域非常依赖金融的支撑，这种互为依托的关系，让农信机构在县域就不是简单的一家金融机构，而是县域经济的“助推器”，这也决定了农信机构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近些年的实践表明，农信机构已经成为协助县域政府做好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浙江为例，浙江农信与省级多个部门在政务服务方面的“总对总”合作，推动浙江省内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在乡镇，农户、居民到浙江农信的网点办理社保等民生业务，便捷高效，同时，农信机构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这种强关联早已超越了普通金融机构的范畴。

当我们强调农信是支农支小的主力军时，不能只看到了其金融服务的一面，而且，近些年更突出的是“信贷”考核，这种以信贷增长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总体来说是不可持续的。监管部门强调“反内卷”，“内卷”源于价格竞争和多重考核（一般在县域的金融机构存在至少三方面的考核：监管部门、地方政府、机构自身），而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内卷就更为严重，信贷增量的考核间接造成对非信贷服务的漠视。农信机构的基因和相关要求决定了其必须深耕县域，抓住县域乡村客户的非信贷需求，在做好基础性金融服务的同时，与客户深度融合，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形成更长效的服务价值。从县域客户的角度来看，尽管近几年，从大银行获得贷款机会在增加，农信机构在县域的信贷市场份额在下降，但很多县域客户仍然保持着与农信机构长期的合作，这一方面说明客户对农信机构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农信机构与县域之间的高度黏性。

为什么县域对基础性金融服务需求是长期的？在县域，尤其是乡村，老人、妇女、儿童占比较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老年金融，县域乡村是主战场，上述人群也是普惠金融重要的对象，未来，老年人的数量会持续增长，试想，如果把部分乡镇的网点撤掉，上述人群谁来服务？数字金融是以数字化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是金融服务提质增效的利器，但是，不得不说，上述人群对数字化服务长期存在排斥，对此类人群的金融服务离不开“面对面”，他们需要“有温度”的服务，这是不容置疑的。而这正是农信机构70多年的积累所擅长的，也是其作为县域法人的责任担当。

在县域乡村做普惠金融的场景往往是靠“关系”的融入建立起来的非标准化场景，也就是说，农信机构无论是深入社区村镇，还是田间大集，满足受众金融需求的前提是和受众生产、生活高度契合的服务，否则很难达成业务合作，换个角度看，那些业务做得不好的农信机构，都是不够“勤”，农信的业务是靠“双腿走出来的，一张嘴问出来的”，这就需要持续地“走千访万”，这也是浙江农信持续在省内金融机构排名第一，也在全国农信稳居第一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农信机构绝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其必然是依靠基础金融服务结合非金融服务的综合供给者。

传承优秀做法让农信机构优势持续发扬

监管部门以高风险机构出清为导向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也符合改革化险的初衷。从农信机构特殊的属性及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特征来看，农信改革之路绝不能就金融看金融，就像普惠金融不仅是一种金融理念，而是推动社会发展，寻求共同富裕之路，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样，农信机构的改革将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深远影响。

在已经落地的改革方案实施中，需要做好“两个推动、两个防止”，即推动农信机构继续做好县域乡村的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推动更高效的农信体系建设，形成与其他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县域金融服务生态；防止农信机构“脱农”，防止农信机构“大银行化”。

农信机构的使命是长期存在的，并不存在“过时”的使命，支农支小也不是停留在理念上，而是见诸实践之中。优秀的做法需要传承，农信机构的优势要继续发扬。今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在《中国农村金融》杂志202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萃取优秀经验办好农村中小银行”的文章。文章发表的背景是，金融监管总局农村银行司专门成立课题组，选取了189家优质机构（包含农合机构162家、村镇银行27家）开展调研，深入比对研究，总结共性特点和良好经验做法。文章指出，受访机构总体经营指标良好，支农支小特色鲜明。文章同时总结了包括“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选优配强班子，当好‘领头雁’”等八项优质机构的良好实践做法，最后阐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加快推进提质发展”有益于农村中小银行发展四条借鉴与启示。监管部门的调研结果为农村中小银行做了“正名”，用事实证明，农村中小银行是可以办好的。

结合之前监管部门提出的“一省一策”的改革原则，在充分认知农信机构的金融与非金融属性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和优化农信改革的策略与路径，为更好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农信机构的多维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让普惠金融在县域走深走实，根深叶茂。

图为浙江龙港农商银行梳理的浙江农信系统的系列战略和文化体系内容，这也是浙江农信系统的核心指导理念。张宏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