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科技巨头Alphabet(谷歌母公司)对旗下医疗子公司Verily的一系列战略调整引发行业震动。从全面关停医疗设备制造项目、启动裁员,到明确推进“出售或分拆”的独立计划,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标志着Verily业务重心的彻底转向,更折射出Alphabet在医疗健康领域“降本增效、聚焦核心”的战略重构,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格局带来新的变量。
一、独立进程提速:从技术脱钩到公开确认,Alphabet释放明确信号
Verily的独立计划并非临时决策,而是Alphabet酝酿两年多的战略布局。2025年,在司法部指控谷歌非法垄断广告技术的庭审中,这一计划首次被公开确认——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Heather Adkins)在弗吉尼亚州联邦法院作证时透露,过去两年半,Verily已持续从谷歌自有基础设施迁移至谷歌云平台,“我们正在帮助他们成为一家独立公司”,且最终目标是通过“出售”或“分拆”两种路径,让Verily彻底脱离Alphabet体系。
这一进程的背后,是技术与运营层面的深度铺垫。据Verily发言人回应,早在2024年底,公司就已完成一项长期计划,实现技术与运营基础设施同谷歌的完全分离,为“在Alphabet内部先以独立公司模式运营”奠定基础。而Alphabet方面也明确表态,即便Verily独立,仍将保留其“重要股东”身份,同时为其对接外部投资者创造条件——这种“既保障自身利益,又赋予对方发展空间”的安排,既体现了Alphabet对Verily剩余价值的认可,也暴露了其对医疗业务“高投入、慢回报”的审慎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Verily的独立并非个例,而是Alphabet整体战略调整的缩影。目前,Alphabet旗下由总裁兼首席投资官Ruth Porat管理的“Other Bets”板块(涵盖高风险创新业务),均被要求向独立初创公司转型,以实现集团“更紧缩的运营模式”。正如阿德金斯直言:“Verily已不再是我们核心业务的一部分”,这句话直接点出Alphabet对非核心业务的梳理决心——将资源集中于谷歌广告、搜索、谷歌云(2025年Q2营收同比增32%,利润率突破20%)及生成式AI等高增长领域,成为其当下的核心诉求。
二、业务大收缩:关停医疗设备制造,裁员背后的“弃重投轻”
2025年8月,Verily通过内部备忘录宣布两项关键决策:全面关停医疗设备制造项目,同步启动全公司范围的裁员——所有受影响员工均已收到通知,具体裁员人数虽未公开,但结合其过往调整规模(2023年初曾裁掉约240人,占当时员工数15%),此次收缩力度可见一斑。
这一决策的直接动因,是医疗设备业务长期面临的研发困境与市场挑战。作为2015年从“谷歌生命科学部门”独立而来的子公司,Verily成立初期曾怀揣“革新医疗健康”的雄心,在医疗设备领域留下诸多探索足迹:与德康(Dexcom)合作推出的Dexcom G7连续血糖监测仪,凭借精准、便捷的特性成为糖尿病患者的重要辅助工具;联合研发的“观星者”虚拟神经认知评估工具(Stargazer VNRC),完成7800名患者筛查,为神经疾病诊断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
但高光背后,是多次研发失败带来的沉重打击。2021年,其为研究型智能手表新增“帕金森病检测功能”的申请被FDA驳回,核心原因是“无法证明设备监测的数字信号变化与患者实际功能变化的对应关系”——这一挫折暴露了科技企业跨界医疗时,“技术前沿性”与“临床准确性”之间的难以平衡;更关键的是,与诺华合作的“智能隐形眼镜”项目(旨在通过泪液监测血糖),在投入巨额研发成本后仍以失败告终,彻底消耗了Alphabet对医疗硬件业务的耐心。
在行业竞争加剧与内部资源倾斜的双重压力下,Verily选择“弃重投轻”:放弃多年积累的硬件研发能力,将业务重心全面转向“精准健康平台、数据与AI服务”,尤其聚焦生成式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这种“从硬件制造转向轻资产技术服务”的转型,既符合当下医疗科技行业“AI驱动、数据赋能”的趋势,也能大幅降低研发周期与成本压力——毕竟,相较于一款医疗器械平均3-5年的研发周期、数亿美元的投入,AI算法的迭代与平台化服务的拓展,更易实现“短期见效、快速商业化”。
而伴随业务收缩的裁员,也成为Verily“优化成本”的常规手段。事实上,这并非Verily首次裁员:2023年初,Alphabet为应对市场变化裁员1.2万人(占总员工6%),同期Verily就裁掉约240人,当时被裁员工曾吐槽收到的是首席执行官吉列特“千篇一律的裁员通知邮件”;此次裁员再次印证,在Alphabet的战略优先级中,Verily的人力成本已成为“可压缩的非必要开支”,与生成式AI等核心领域“高薪抢人”形成鲜明对比。
三、从“医疗新星”到“战略弃子”:Verily的十年探索与行业启示
回溯Verily的发展历程,其曾是全球医疗科技领域的“明星玩家”。2015年从谷歌独立时,它凭借“科技+医疗”的跨界基因,吸引了行业大量关注:早期推进的“基准线项目”(联合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开展的万人健康研究,结合可穿戴设备数据、基因信息预测疾病风险),曾被视为“精准医疗的重要探索”;与葛兰素史克(GSK)合资成立Galvani Bioelectronics,布局“神经植入微型器械治疗慢性病”,也一度成为“科技与药企跨界合作的典范”。
但十年探索下来,Verily始终未能摆脱“高投入、低产出”的困境。一方面,医疗行业“强监管、长周期”的特性,与科技企业“快速迭代、短期变现”的逻辑存在天然冲突——一款医疗器械从研发到FDA获批,平均需5-8年,而Verily背靠Alphabet的“耐心”,显然未能支撑到其核心硬件产品规模化盈利;另一方面,其业务布局过于分散,从可穿戴设备、智能隐形眼镜到神经认知工具,缺乏“拳头产品”,导致资源被稀释,难以形成竞争壁垒。
Verily的调整,也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带来多重启示:对科技巨头而言,跨界医疗需更清晰的定位——是聚焦“AI算法、数据平台”等轻资产领域,还是深耕“医疗器械制造”等重资产赛道,需提前做好战略取舍,避免“两头押注、两头落空”;对行业而言,Verily的收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部分依赖其技术合作的医疗机构、上下游企业需重新调整合作路径,而资本市场对医疗科技企业的估值逻辑,也可能更偏向“商业化能力”而非“技术概念”。
如今,Verily正站在“独立发展”的十字路口:脱离Alphabet后,它能否凭借“精准健康平台+AI服务”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而Alphabet剥离医疗业务后,又将如何分配释放的资源?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Verily的未来,更将影响全球科技企业跨界医疗的战略选择,值得行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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